资料图:周秉德

    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到来之际，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第九届、第十届委员、原中国新闻社副社长、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女士。

    周秉德说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，中国的经济实力有很大提高，国际地位愈加重要，全国人民都有亲身感受。 

   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，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先驱者和奠基者。

    周秉德回忆说，我的伯父周总理从一九五四年就提出了中国要实现“四化”的目标，伯父身先士卒，和刘少奇、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、治理黄河、淮河、考察三峡大坝选址。推动原子弹、人造卫星等高科技研发，即使文革中还在指示交通部门，建起了一大批港口码头，造大船、租洋船、扩大外贸进出口,并解放大批领导干部、专业干部，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伯父卓越的新中国外交，赢得了世界的赞赏：他五十年代出席万隆会议，提出了著名的“求同存异”，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”的观点，一直沿用至今，从而使中国开始广交世界朋友。

    他六十年代一次出访亚非十四个国家，所到之处，欢呼一片。使中国声威大震，就是这些亚非拉的穷朋友，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，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。

    七十年代中国打破世界僵局，与美国、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震惊了整个世界，伯父那张机场迎接尼克松的照片永远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。

    周秉德说：这些都是中国对外开放最好的例证，中国在外交大舞台上的良好形象，逐步得到了世界大家庭的认可。应该说，周恩来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先驱者和奠基者当之无愧。

    周秉德感慨：伯父周恩来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，付出的太多太多。而对我们亲属后代，在工作上生活上要求又很严很严，伯父常说，我们是共产党人、不能搞封建主义“一人得道、鸡犬升天”那一套。要自我奋斗，一切靠自己，不能依赖家庭。

    周秉德回忆：多少年来，我们一直过着极为普通的“平民生活”：我的父亲是周恩来的亲弟弟，对父亲的工作安排，伯父曾专门指示他的领导对其工作安排：职务要尽量低，薪水要尽量少。我们的父母先在两间小平房里居住，后改为六十平米的楼房里住到过世，他们多年挤公共汽车上下班。

    我们姐弟六个人，我曾离开北京去了三线陕西，在贵州工作了十年。文革前，二弟秉钧、四弟秉华按照伯父的精神、放弃了青年们首选的考大学的机会，都去当了兵。而文革中，总理又支持五弟秉和、六妹秉建去了陕北、内蒙古插队。后来，弟弟妹妹靠自己的努力当了兵，那时青年们最佳出路是当兵，总理知道后，又严令他们俩脱下军装，回到了上山下乡的农村和牧区。秉建在内蒙古生活了二十六年才被调回北京。

    周秉德说，伯父要求我们要和全国老百姓一样过简朴日子。我们都是在伯父的教导下，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。在我们周家兄妹中，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，没有人当大官，没有人经商挣大钱，没有小车子、大宅子。

    周秉德说，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了，中国富强了，人民的生活小康了，我们兄妹六个人的生活也和大家一样生活得很幸福，知足常乐。除六妹外，我们五兄妹都退休了。我退休也闲不住，经常到各地学校、团体奔走呼吁，传承红色传统、宣讲周恩来精神。

    我时时在想，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一掷万金，受贿数以百万计，他们对得起那些为新中国抛头洒血的烈士吗？对得起伯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期望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