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到攀枝花后，我被分到当地矿山公司特种工程处子弟校当老师，初中毕业的我在毕业10多年后，意外地成为一名小学老师，现在想起来真有些不可思议。”李家驹说，当时全国各地支援攀枝花建设，一大批技术工人迁来攀枝花后，其子女读书成了问题，由于缺教师，他便有了教书的机会。
　　比李家驹学历高的大有人在，但却无人接招教书。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：当工人比当教师好。
　　当年，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。但为保证攀枝花开发建设顺利进行，国家每月给工人配肉、糖、烟、茶叶等。“每月每人有5公斤白糖、1公斤茶叶、水果糖不等。”南部县人李达成说，不仅如此，攀枝花市面上的烟全是从云南来的，诸如金沙江、红梅、碧鸡、大中华等高档烟，而在南充，一般只有经济、向阳花、红樱等牌子的烟。
　　到攀枝花工作第二年，王武等5名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南充人，就打算买手表。“当时我们月工资加上补贴，可以拿到近70元，相当于县级干部的收入。每月寄二三十元回家，可以供养两个人。”王武说，当时上海产“1524手表”价值125元，1972年他率先买了一只，“洋了一盘”。当年一老乡回南充相亲，把此表借去风光了一盘。为了让大家尽快买上手表，他们采取集体筹钱，分批解决的办法，圆了大家买表的心愿。
　　生命融入攀枝花
　　据攀枝花兰尖铁矿退休人员邓泽民回忆，1966年3月，他以知青身份从南充到攀枝花参工。同批去的有2000多南充人，这些人日后陆续被派到鞍钢、本钢、浙江、武钢及重钢等地学习。
　　以后到攀枝花参工的人，都以不同形式接受过技术培训，因此，在攀枝花工作的数万南充人，后来大都成为攀枝花开发建设的合格工人。他们中间不少人后来还成为行业的佼佼者。
　　当了近10年知青的郑德敏，从阆中到攀枝花矿务局太平煤矿时，其高中学历似乎并没起作用，他被分配当了名下井工。经过短暂的采煤技术培训后，他按部就班地上下班。一次，攀枝花市总工会开座谈会，点名让太平煤矿代表发言，矿里考虑到郑德敏所在作业队工作有特色，让该队写个书面发言材料。
　　然而，该队写材料的人生病在家。队长想到郑德敏的学历，让他帮忙写一下。郑德敏写的这个发言稿，在会上赢得好评。事后，他从井下调出，进了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。矿里见他是个可塑之才，送他到大学深造。到上世纪90年代初，郑德敏担任太平矿副矿长一职。
　　同样是阆中人的赵清志，1966年11月从乡下到攀枝花后，到兰尖铁矿当了一名汽车驾驶员。通过矿内驾校培训，赵清志走上驾驶台。他周围的人没想到，这个矮个子农村青年，后来竟成为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获得者。
　　“他的工作其实很平凡，每天从采矿点将采下的铁矿石拉到矿区小火车处，通过小火车将铁矿石运往攀钢。”邓泽民是当年赵清志事迹的收集人和材料执笔者，当年为收集赵清志的先进事迹，在单位政工部门工作的他，一连跟他几个班。他发现，每天上班到下班期间，赵清志几乎泡在工区里，没有片刻休息时间，他平凡中的闪光处，在于忘我工作，不计个人得失，默默奉献自己。
　　南充和攀枝花，虽同在四川省，却因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等差异，形成了两地具有强烈反差的气候特点。
　　从地图上看，攀枝花位于四川省西南部，这里山峦交错，城市就建在山上。境内最高海拔4195.5米，最低海拔928米，河谷地区海拔1000米左右。这里一年到头没有四季之分，只有雨季和旱季。每年9月到第二年5月为旱季，这段时间，气候炎热，滴雨不见，人们就像在蒸笼里劳动；而雨季则经常大雨瓢泼，山洪咆哮，工地随时有塌方的危险。
　　“由于交通不便，参工第二年，与我们一道到攀枝花的3名老乡，乘汽车从攀枝花回家探亲，不料车行至雅安境内，翻越泥巴山时出了事，汽车掉入深谷。3名老乡全部遇难。”邓泽民说，这几名遇难者当时还不到20岁，正是为国出力的年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