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3月，她参加红军，被编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，参加长征，1937年入党……10月7日，记者了解到，她就是今年88岁的南部县升钟镇南山坪村村民杜永莲。
　　杜永莲从童养媳到女红军
　　■南充晚报记者杨学才 实习生黄蕾
　　当上红军才有了名字
　　杜永莲11岁那年，爹死了。哥哥婚后分开另过，她的家里只剩下母亲、8岁的弟弟。杜永莲15岁时，家里断了粮。没办法，她的娘把她卖给别人家做童养媳。此后，杜永莲遇上个恶婆婆，挨打骂成了家常便饭。
　　1933年，杜永莲家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。“那是红军第一次到我们家乡，作为女孩子，我并不懂得红军是做什么的，只是很深刻地记得红军打开地主家粮仓后，老百姓吃了几天饱饭，还分到了粮食。红军撤走后，白军来了，家里又断了粮。”老人说，1934年冬，红军又去过家乡所在地，等到1935年3月红军再次光临时，听人们说还有个女军团，要招女红军，“我才动心了”。
　　7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报名参军的情景，老人永远也忘不了。
　　当时，一个知识分子样的女红军坐在一张桌子前，桌子上有一个本子。
　　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　　“我没念过书，没名没姓，我娘叫我阁儿。”
　　那女红军得知杜永莲的哥哥叫杜永海，弟弟叫杜永夫后，便给她起名“杜永莲”。
　　“我当时问，咋像个男名呀？”
　　“知识分子”说：“男女平等了。”
　　就这样，17岁的“阁儿”有了自己的名字，并一直使用到现在。
　　参军头一天她哭了三次
　　有了名字，她请了三天假向母亲告别，母亲的第一反应是“再也见不到女儿了”。在她的再三恳求下，母亲同意了，但“约法三章”：要经常回来；要听话；穷人家的孩子，不要怕吃苦，让干啥就干啥，让去哪里就去哪里……事实上，在以后的岁月中，第一条就难以实现，直到20年后的1955年，杜永莲再次见到85岁的母亲时，母亲抱怨：“这么多年了，都去哪儿啦？怎么也不来个信儿……”
　　可第三天她回到了场上，红军却不见了。“哎呀，红军怎么不等我？”她想，她一定要走回头路了，又要饿死了。她的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流。
　　可转念一想，不行，一定要找到红军，要跟红军走！擦干眼泪，她就去找赤卫队，问赤卫队员红军什么时候走的。他们回答是前一天晚上。于是，她就顺着山梁子走，边走边打听，一天没吃没喝。一直走到两棵大白杨树下，见到老乡们在树下乘凉。他们告诉她，山下有一个大瓦房，瓦房周围都是竹子，红军就在那。“谢谢，谢谢！”说着，她的眼泪又落下来了。
　　到了山下，她找到了瓦房，一进门，看到几个熟悉的红军在吃晚饭，就问：“你们怎么不等着我？”他们认出了她，连忙端给她一大碗米饭，里面还有酸菜炒猪肉。她端着饭碗，忍不住哭出了声，说：“我吃萝卜丁长大的，过年都没吃过大米饭！”一位女红军赶紧走过来安慰她：“杜永莲，别哭了，咱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。”吃过饭后，红军给杜永莲换上了新衣服。
　　剪短了头发随军长征
　　参加了红军，杜永莲第一次穿上军装，这也是她第一次穿上新衣服。那一刻，杜永莲流泪了，将新衣服都流湿了。“我以前的衣服都是补丁叠补丁，几乎看不出衣服原来的样子。”老人说，当时她那高兴劲儿，直到现在也难以形容出来。　
　　上路前，部队要求女红军都要剪成齐耳短发。可是，杜永莲舍不得那头漂亮的长发，就提出不剪发。姐妹们告诉她，红军就得是短发，不能留辫子，“我得知剪发是对女红军的要求后，果断地剪掉了。”
　　离开南充，过苍溪后不久，妇女独立团就要分工了，有一部分人要分到各县妇联工作，杜永莲就是被留下来的人员之一。当时，她便给一位“干部”编谎说去“厕所”了没听到具体分到哪儿了，而蒙混留在了妇女独立团。“我死也要死到战场上，死到路上，因为我是穷人的孩子，我不怕吃苦，更不怕死。”
　　杜永莲说，行军途中，女红军什么都干，背粮食、抬担架，给伤病员喂水喂饭、洗衣服，极其艰苦，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。有时候还是